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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旧址旅游景区

两河口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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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述

    两河口会议遗址位于川西小金县最北端的两河乡,因地处抚边河与虹桥沟交汇处,故称两河口。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此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今年6月21日,记者一行从抚边乡出发,冒雨行进30公里,来到了两河乡。两河口会议,是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对此,两河乡乡长薛劲松说:"1935年6月16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人时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乃至西康,条件太差,‘主力出此似非长策’。第二天,张国焘复电中央,不同意中央提出的‘占领川、陕、甘三省’的方针,提出红军北上西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攻’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召开会议,来解决分歧统一认识,就成了必然。"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接到中央电令后,从茂县赶到两河口。受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们的欢迎。对此,两河乡78岁的老人肖立志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红军到两河口那年我才8岁。那时,地主劣绅都跑光了,只剩下穷人留在家里。我是个孩子,对什么都好奇,红军刚到两河口,就开始搭建会场。我想,他们要在这里唱戏吗?于是就壮着胆子,问一个比我年纪稍大些的小红军。他说:‘这是为了迎接一个首长。’一天清晨,天下着雨,我看到很多红军排成两行,纹丝不动地站着,雨水把他们浑身都淋湿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下午5点左右,从帐篷里出来一行人,向前方的树林里走去。不一会儿工夫,我看见有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在十多个人的护送下,从树林里走出来。这时,会场上到处响起掌声。我清楚地看到,这个骑马的人,脸上丰满红润,身上肉滚滚的,身上穿的衣服也很新。迎接他的那些红军,则是面色憔悴,穿的也比较旧。那位骑马的人,就是张国焘。"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集中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6月28日,中央下发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两河口会议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奠定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基础。会议确定的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对此,张国焘表示拥护会议决定。但从两河口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后,他又不同意北上。并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迟迟按兵不动。70年过去了。召开两河口会议的关帝庙,如今已变成当地一个重要的红色景点。每天,前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负责管理该馆的藏族小伙儿曾天志说:"1980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这里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革命历史遗产和红军长征在两河时的文化资源,县、乡两级政府,自筹资金100万元,对会址进行了整体维修。如今,这里已被列为国家红色旅游重点开发项目。两河口会议会址处,有一尊高4米的毛主席塑像。塑像旁有一座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目。原来,这尊深山里的毛主席像,是附近村民自发捐款建成的。关帝庙破败了,毛主席像立起来了。是谁让老百姓得解放,过上了幸福生活?两河口人民心里最清楚:是党,是毛主席,是改革开放。

    历史文化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风土人情

        两河口会议遗址位于川西小金县最北端的两河乡,因地处抚边河与虹桥沟交汇处,故称两河口。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此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今年6月21日,记者一行从抚边乡出发,冒雨行进30公里,来到了两河乡。两河口会议,是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对此,两河乡乡长薛劲松说:“1935年6月16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人时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乃至西康,条件太差,‘主力出此似非长策’。第二天,张国焘复电中央,不同意中央提出的‘占领川、陕、甘三省’的方针,提出红军北上西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攻’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召开会议,来解决分歧统一认识,就成了必然。”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接到中央电令后,从茂县赶到两河口。受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们的欢迎。对此,两河乡78岁的老人肖立志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红军到两河口那年我才8岁。那时,地主劣绅都跑光了,只剩下穷人留在家里。我是个孩子,对什么都好奇,红军刚到两河口,就开始搭建会场。我想,他们要在这里唱戏吗?于是就壮着胆子,问一个比我年纪稍大些的小红军。他说:‘这是为了迎接一个首长。’一天清晨,天下着雨,我看到很多红军排成两行,纹丝不动地站着,雨水把他们浑身都淋湿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下午5点左右,从帐篷里出来一行人,向前方的树林里走去。不一会儿工夫,我看见有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在十多个人的护送下,从树林里走出来。这时,会场上到处响起掌声。我清楚地看到,这个骑马的人,脸上丰满红润,身上肉滚滚的,身上穿的衣服也很新。迎接他的那些红军,则是面色憔悴,穿的也比较旧。那位骑马的人,就是张国焘。”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集中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6月28日,中央下发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两河口会议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奠定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基础。会议确定的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对此,张国焘表示拥护会议决定。但从两河口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后,他又不同意北上。并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迟迟按兵不动。70年过去了。召开两河口会议的关帝庙,如今已变成当地一个重要的红色景点。每天,前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负责管理该馆的藏族小伙儿曾天志说:“1980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这里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革命历史遗产和红军长征在两河时的文化资源,县、乡两级政府,自筹资金100万元,对会址进行了整体维修。如今,这里已被列为国家红色旅游重点开发项目。两河口会议会址处,有一尊高4米的毛主席塑像。塑像旁有一座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目。原来,这尊深山里的毛主席像,是附近村民自发捐款建成的。关帝庙破败了,毛主席像立起来了。是谁让老百姓得解放,过上了幸福生活?两河口人民心里最清楚:是党,是毛主席,是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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